延遲了90年

第一次請求善牧修女會到中國設立會院似乎是在1843年,當時很不巧會祖聖于法西亞修女身體非常不適;關於這件事她這麼說道:「就在我們要出發從巴黎去羅馬時,我突然病倒了,無法繼續旅行,幾乎於此同時弗賓詹森蒙席(Msgr.Forbin-Janson)來訪。他來要與我們討論一件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中國設立一所善牧會院,他希望我們能夠派遣至少五位修女前去;當時我們在巴黎會院的修女個個亟欲爭取這個機會前去。」

促使善牧修女會到中國設立會院的下一個時機是在陸伯鴻先生於1928年任中國代表去芝加哥參加聖體大會。陸先生是位非常成功的行政官,上海電力公司的總裁,同時也是聖母會的成員。他的慈善工作為他贏得了「中國的歐贊南﹝Frederick Ozanam法國慈善家﹞」之稱號,雖然他自己比較喜歡別人稱他為「大聖若瑟的苦力」。他雖然擁有很好的經濟實力,但他需要照顧龐大的家族,因此他所贊助的諸多慈善事業,仍需請他有錢的外教朋友幫忙;他並祈求天主厚賜信德給他的這些朋友以作為賞報。

幾年後新任上海主教──耶穌會奧斯定.侯以喜神父(Augustine Houissee, S.J.)──與可敬的耶穌會尤筧納.鮑史神父(Eugena Beauce, S.J.)一起拜訪盎齊善牧母院,要求在上海法租界,設立一座善牧會院,因為那裡是法國傳教區,因此要求派遣法國修女前往,並希望能靠近他們在徐家匯的耶穌會神學院,因為這樣將有利於耶穌會派遣神父過去予以靈修指導。於是馬尼拉的菲利普院長姆姆(Holy Name Phillips)與她的助理瑪利亞.伊納爵(M. Ignatius Huddleston-Slater)修女便前往上海探查可行性。

建立上海善牧會院

數個月後終於決定在上海設立善牧會院,瑪利亞伊納爵修女受命為院長。她前往香港與兩位美國籍的年輕修女會合。這兩位修女:瑪利亞.無沾受孕.卡喜爾(M. Immaculate Conception Cahill) 與 安娜瑪利.威靈(Anna Marie Willing)是經由法國盎齊會院過來的。瑪利亞無沾受孕修女的姑姑是紐約善牧會省的省會長雷蒙德(Raymond)修女;她非常喜愛這項使命工作,在她姊姊的贊助之下,她慷慨的支付上海善牧會院設立所需的費用。

1933年1月21日,三位先鋒修女抵達上海,冰冷的天氣把修女們給凍壞了,但是熱烈的歡迎讓她們感受到溫暖;拯望會的副院長修女與陸先生一起去接她們。陸先生雖然遺憾修女沒打算用他為她們準備的房舍,但是他仍然承諾提供修女們食用所需的稻米,他的兒子很快的送來好幾車廂的米。修女們被迎接到徐家匯拯望會的修院中,副院長慷慨的提供她們接下來十個月的所需:這包括溫情的款待、幾位教她們學中文的老師、以及給她們傳授一些中國習俗。拯望會學校的中國學生好奇的透過窗簾探望這些新來的外國人,「多美麗的修女啊!」女學生們喊叫著「好年輕!藍色的眼睛,像個洋娃娃!」幾年後其中一個女孩成為我們第一位望會生。

1933年10月一棟二層樓的修院完工;幾個月後三層樓的自新女孩住所也大功告成,落成典禮由侯以喜(Houisee)蒙席祝聖。法國耶穌會士、法國總領事館的人員、善牧會恩人、以及拯望會修女都來參加慶祝典禮。1934年三位法國修女歐娣爾(Odile),碧亞翠思( Beatrice)與伊梅爾達(Imelda)修女抵達上海。

辛苦掙扎求自給自足

我們所照顧的自新女孩們都是窮苦人,而且人數不斷的增加,因此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依靠自己生存?」有人建議我們飼養兔子,因為養兔子不需花太多成本、兔子繁殖快、而且法國人喜歡兔肉。因此我們就買了兩隻兔子,過了一段相當的時間,卻不見繁殖。一位耶穌會修士接到院長修女的緊急召喚,趕忙過來察看,「難怪兔子沒有繁殖,因為這兩隻都是公的。」把這個錯誤修正之後,兔子的數量增加了,但是我們的收入還是不夠。

於是我們開始經營洗衣的工作,為穿白色制服的法國士兵洗制服。剛開始一段時間我們做的很吃力,因為上海的天氣很潮濕,雨天洗完的制服總是乾不了,後來發現除非使用洗衣機,否則厚重的制服洗後很難乾。最後在修女們的耐心教導下,年輕女孩學會了編織,稍長的女孩學會了縫紉,幾年下來這項工作穩定的帶來收入,但我們總會嘗試做一些比要有利潤的工作。

討論從事另一個大事業

我們是否需要購買一台大型的二手洗衣機?我們徵求一位專家的意見,他表示我們太過天真,只有這麼一點經驗,就想經營這樣的事業,既沒有資金,又沒有適當的場所。然後,瑪利亞依納爵院長姆姆想到要開烘培坊,但是她的諮詢委員會不同意,因為這表示必須在夜半工作,而且又不能保證每日的產量。可是盎齊母院最後還是同意了我們院長姆姆的請求。但當法國耶穌會神父們聽聞此事後,他們說服了我們院長姆姆,說開培坊麵包店是男人的工作,非我們的這些小女生所能勝任。

訪客

在馬尼拉、澳洲、與其他亞洲地區舉行的聖體大會給我們帶來了不少訪客:有史佩爾曼(Spellman)樞機主教、伊歐爾曼(Eoardman)主教、巴提馬(Buttimer)福林(Flinn),和三位一體(Trinitarian)蒙席,也有來自瑪利諾會、道明會、以及高隆會的修女。田耕莘樞機主教為我們舉行彌撒,並參觀女孩們的表演。稍後查爾斯林博格(Charles Lindburg)上校來拜會我們;他是安娜瑪利修女在飛機場尋找屋頂材料時,湊巧遇到的。他很關心院裡的女孩們,有時會請他的同伴開飛機載她們翱翔天空。他告訴愛爾蘭籍修女,當他第一次駕駛飛機跨越大西洋時,在天空看到綠色的愛爾蘭時,他是多麼的開心。他也興致勃勃的告訴法國籍修女說,他的法國朋友卡羅(Carrel)醫生,在露德(Lourdes)驗證許多的奇蹟。善牧聖路易會院的方濟莎里思(Francis de Sales)院長姆姆與她的同伴也來拜訪我們,但我們只有幾個小時的相聚時間。院長剛完成了她對馬尼拉和巴坦加的訪視;因為我們直屬法國,因此不屬於她的管轄,但是一位馬尼拉的高隆會神父敦促她,利用船靠港的幾個小時,與我們開心的會面。

我們院長姆姆非常希望能切實遵守會規的規定,因此要求陸伯鴻先生贊助我們修築修院的陽台,讓初學院與修院分開。陸先生同意向他的朋友們募款,於是修建工程開始,陸先生每個月送來二百美元來支付工程所需的款項。這段期間我們就必須從其他地方尋求我們所需的米糧,因為陸先生為了他的許多慈善事業,已經負擔太大了。人不得不驚訝,他怎能做這麼多呢!

教堂

我們收容的女孩人數一直增加,而她們所住的收容院,部份空間又被用做我們的聖堂。於是,院長姆姆取得蓋新聖堂的許可,建堂的資金是從美國募得的──是伏迪爾神父為我們爭取的。我們花了一些時間才說服了他同意院長姆姆的計畫,但在這段期間遇到通貨膨脹,造成貨幣貶值,這筆款子於是損失好些價值,然而院長還是辛苦的善盡每一分錢,建立了一座非常美麗的教堂。

我們使徒工作

席爾維思特修女管理大約100位女孩,年齡從4歲到14歲;她們都是貧窮或戰爭的受害者,其中有些孩子的家曾經是小康家庭。她們按小學的課程上課,開始時有些不順利,後來就上軌道了。年齡較大的孩子自己做她們的衣服,甚至鞋子,慢慢都成了編織專家。休息的時候,她們會用石頭或豆子玩滾球遊戲;有些孩子是天生的農夫,會在花園裡種植,而且還知道該把高麗菜種在玫瑰叢旁邊。有時我們會放電影,她們會問:「為什麼查理卓別林要拿雞蛋亂丟呢?雞蛋很貴耶!」孩子們組成一個快樂的家庭,雖然辛苦,但是充滿了歡笑與和諧。只是四位歐亞混血女孩與二位俄羅斯女孩入住後,這樣的和諧就被破壞了。但是修女們還是像母親般的照顧她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 – 兩年半的拘留

戰爭的烏雲籠罩著我們。日本人轟炸港口裡的船隻,當日本人進入法租界時,法國人平靜地投降,因為那時法國已經向德國投降了。1942年3月我們接到通知,所有日本的敵國人民都要被拘留,日本人小施恩惠給法國主教,修女們被拘留在二座修院中,神父們則被拘留在三座男修院中,都不必去集中營。

修女們拘留的地點在徐家匯的拯望會修院,離我們的地方只有15分鐘的距離,於是善牧修女們分為兩個部分,安置在修院的女孩們也從165位減少為60位,全部都交給瑪利亞貝內迪克特修女負責,她同時也統領女孩們洗衣與廚房的工作。院長姆姆與凱思琳修女,席爾維思特修女, 安娜瑪利修女與我,則出發前往徐家匯接受拘留。與我們一起被拘留的有安貧小姊妹會、仁愛修女會、聖母無沾成孕會的加拿大籍傳教修女(Canadian Missionarie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以及一位聖心傳教修女會的修女。每天早上我們必須在日本士兵面前排隊接受點名。拯望會修女慷慨的為我們籌備食物,並為大家烹煮。在我們的請求下,我們善牧的四位修女兼職教書以賺取費用支付我們的伙食。

靈修生活

日本人尊重神職人員,因此我們謙卑的請求他們同意讓我們去教堂。我們在附近的主教座堂參加過三次授品典禮,在我們修院參加了一次發願。馬克袧德利克神父被拘留在運河對面的耶穌會中,每星期都會過來聽取告解。耶穌會葛克特(Ghecter)神父給我們聖詠在教堂詠唱日課。念玫瑰經,或在縫紉時聽取靈修的朗讀。我們也參加基督生活團的五月敬禮,聆聽耶穌會張伯達(Beda Tsang)神父(神父後來殉道了)的講道;他講的道理充分明證他對聖母的無限敬愛。

附近機場的儲油設施引來了大量的轟炸,夜晚我們經常捲藏在床下,以躲避空襲。仁愛修女會院長與修女們根據她們的會規清晨四點起床,總是第一批到達教堂,在那裡飽受蚊子侵擾,直到我們進教堂時,蚊子才分散牠們的目標。

雖然我們非常感謝天主上智透過拯望會所展現出來的恩典,每個人還是非常期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我們自己的修院。1945年8月15日耶穌會神父前來為我們舉行彌撒時,招呼院長進入祭衣間,當她返回時低聲告訴我們:「昨晚日本人已經投降了,讓我們祈禱投降的過程平安順遂。」我們是多麼的歡心喜悅!這確實是個感恩祭。一位美國傳教士來拜訪我們,問我們是否想要回美國。我們確實將我們的聖召與使命看為更重要,所以即便是短暫的離開,我們都不願意,雖然我們離開我們所鍾愛的家人朋友已有十年了。

二次大戰後

我們的犧牲得到豐厚的回報,各方面都有所進展:馬克袧德利克神父指引胡烏娜(Una Hu)加入我們,後續還有其他很好的聖召,收容的女孩人數也增加了。安娜瑪利修女在拘留期間,從安貧小姊妹會修女那裡,學會了如何優雅的募求日常供給物品糧食,因此得以成功的從天主教救援服務中心(CRS),聯合國善後救濟署( UNNRA), CNNRA 以及其他機構中得到所需的補給品。

伊納爵院長姆姆的忠誠服務

二次大戰期間由於與盎齊母院的通訊中斷,結果伊納爵院長姆姆修女連續擔任院長13年;這些年正處於開創期,我們的精神高昂,雖然物資不足,然而我們從未匱乏民生必需品。院長蓋了一座漂亮的教堂、一個修院,並為兒童蓋了一座大建築物,還有一間小洗衣店。因明白我們這個大團體的成員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有著很不一樣的性情,於是我們很努力的尋求在基督內合而為一,因此這些年來我們發展成一個非常團結的大家庭。這樣的團和精神與氣氛自然也引導著我們所收容的女孩以及我們雇用的員工,因此他們也共同分享我們的喜樂與哀愁。後來我們院長姆姆修女奉派到印尼。過了幾年,她返回她的母國荷蘭,經過短暫的一場病後,她就去見她這一生所忠誠侍奉的造物主了。我們對她都滿懷感激。

詹姆斯.衛爾敘(James E. Walsh)主教剛結束瑪利諾會總會長的任期,現在負責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會。他招待了幾位從北方共產黨佔領區逃出來的神父。主教經常來看我們;我們都覺得他的來訪既給我們帶來啟發,而且也非常有趣。還有幾位從北方被放逐的耶穌會神父也會來看我們。我們專心的聽著他們的故事,知道紅軍已越來越接近我們了。後來我們收到省會長露德修女的信,她說:「妳們先坐下,再讀這封信」「吳蘇樂總會長修女來信說,她不想善牧修女再處於共產黨統治之下。你們要準備離開中國。」我們都感到不安,跑去找耶穌會培瑞.亨利(Pere Henry)神父。神父在胡以喜蒙席過世後,擔任代理主教。他是盎齊當地的人,熱愛善牧修女會。神父寫了一封非常有說服力的信給吳蘇樂總會長修女,大意是這樣的:做為耶穌會士,他極度贊同服從的聖德,但是如果她了解這裡的狀況,或許她會改變主意。神父信中寫著「我們有法國保護,上海又是個海港,萬一狀況嚴重時,隨時有船會帶我們離開。如果善牧修女現在就離開,而其他修會的修女還留在上海,她們會非常難過的。」過了不久,培瑞.亨利神父帶來了好消息,吳蘇樂總會長修女同意我們留在上海。

我們被解放了

有人告訴我們:共產黨已在南京渡江,很快就會進入上海。我們的院牧耶穌會阿肯納達(Aconada)神父,與神學院生若望.克利福德(John Clifford),住在我們修院空地上的一間小屋,這樣他們晚上就能與我們在一起。當我們聽到街上傳來了槍聲,我們就集合女孩一起在她們住處的底樓唸玫瑰經,第二天早上我們發現:我們被解放了,有個士兵在大門口,不讓送麵包的男孩進來,還好我們的後門在另一條街上。神父們告訴我們:要小心不要違反任何法律,雖然第一年事情一定能順利進行,紅軍會很有規矩,但是第二年穿藍色制服的官員會接掌管理,那時我們有可能會遇上困難。紅軍之前因為在鄉下的暴行而遭世人唾棄,現在為了贏得世人的尊敬,行為上步步為營,但仍在監獄牆內施暴。他們宣稱宗教自由,但事後他們的行為證明他們盡在扯謊;現在他們改說,他們有壓迫宗教的自由。

共產黨將所有地方的人和機構都組織起來,進一步灌輸共產主義的教條,每個街口都有擴音器,鼓勵孩子們控告他們的父母,學生舉控老師,員工告發老闆,家庭幫傭控告女主人。除了在天主教會,到處都有宣傳。人們參與每日早晨的彌撒、白天明供聖體、晚上參與聖體降福,教堂擠滿了人聆聽神父講道,盡管有間諜穿梭其間,紀錄誰說了些甚麼。五旬節的九日敬禮,九位宣道者在四個大教堂輪流講道,因為人數太多,只得將擴音器設置在外面。天主教徒知道他們的信仰即將面臨試探,他們已在準備進入監牢、為此而死。白天在教堂、晚上在家裡頌唸玫瑰經。天主教徒已經預知有一天所有的神父都會被關進監牢,教堂將會被挪為他用,初期教會在羅馬的信仰熱忱,再度重現。

結局的開始

經過兩年的共產黨統治,我們詢問樂克雷特爾神父(Fr. Lacretelle)對未來局勢的看法,神父說:「這一切都會改變!」我們追問「還有多久的時間呢?」神父回答:「大概一年左右。建議你們可以開始把院內的150位少女們託給她們的親戚或家庭照顧;千萬別讓她們留在這裡,唯恐集體受洗腦。」因此我們展開安置的工作。感謝我們之前聖母軍的工作所結交的朋友,他們很多人都很願意為女孩們找工作,也有人願意充當未成年少女的親戚。親戚的定義在中國是很廣的,一個孩子可以把她媽媽的所有朋友都叫做「阿姨」以示尊敬。這整個安置的過程出現了許多英勇的小故事,因為我們的老師必須帶著每一位女孩去兩個警察局:一個是到我們的管區警局辦理遷出,而另一個是到每位女孩未來住所的警局去辦遷入。這時共黨政府的社會福利局開始盯上我們。局裡的那位女同志在她的例行巡視中,發現我們的人數在逐漸減少之中;這位女士客氣的告訴我們:必須打電話到她的辦公室,得到許可,才可以讓任何人離開。我們很明白他們的伎倆:若真的打電話,她必定會說「不」,但是當場我們也只能同意會事先打電話徵詢局裡的同意。那天晚上我們聚在一起討論、祈禱。我們仍有20位女孩留在院內。我們有了結論,你們可以稱之為腦力激盪,但我們寧可稱它為聖神的啟發。過幾天就會慶祝一個大節日,所有的政府部門都將停止辦公,公務人員都會去參加遊行。因此我們可以在那假日安排女孩們的親戚來將她們帶走,當然我們也會打電話到社會局的辦公室去。就這樣,幾乎所有的女孩們都在沒人注意的情況下,安安靜靜的遷出,除了兩位老師和三位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女孩。當社會福利局的同志再度來訪視我們時,她非常生氣,但我們很平靜的回答她:「我們怎能拒絕她們的親戚?我們打過電話到你的辦公室,但是沒人接電話啊。」於是她將警察局的人罵了一頓,並且命令他們:除非得到她的許可,不能讓院內任何人改變住所。我們依靠愛我們的天主大能,克服了這些事情。

希望的曙光

在共產黨進入上海前,美國領事館就關閉了,於是英國大使館接手照顧在上海的美國人。有一天,安娜瑪利修女去英國大使館辦事時,有位領事說:「香港的社會服務部門在關心你們善牧修女會的事。」這真是天主的旨意,俯允了我們長久以來想在香港設立善牧會院的期望。如此我們就不用結束我們在中國的使命工作,只需要將工作移轉到另一個地方。於是我們立刻寫信給露德總會長,若她同意我們在香港設院,就在發給我們的電報上寫「Congratulations」(即「恭喜」)。一個星期後她發出如是的電報,於是我們開始申請離境簽證。每位修女在申請時,他們都會問:「你們院長是否還留在這裡?」於是除了我,每位修女都拿到了簽證。神父說我不應該獨自留下,因此Anna Marie,Kathleen以及Sylvester修女去香港,而Mary Imelda修女則勇敢的留下陪我待在上海。

安娜瑪利修女和凱思琳修女以及席爾維思特修女在1951年10月4日搭乘火車前往香港。雖然我們都為她們的離開難過,但想到我們為中國人的工作將不會終止,而會在香港繼續,便覺得有些安慰。現在只有一位老師和三個女孩與我們同住,但我們還是依舊忙碌於使徒工作;老師和女孩們每天到修院來,神父們也會來指導她們。前聖母軍成員們忙著製作冬天的棉襖,如此萬一被捕入獄,坐在獄中冰冷的地板上就可穿著禦寒。我們還舉辦避靜。大家都能非常警覺,隨時能幫助需要幫忙的人。在這段期間,我們見證了神父、修女、與教友們的英勇生活。

1月5日我們在修院舉行了最後一台彌撒,很難過必須熄滅教堂的聖體燈。稍後我們得知,善牧修女會在香港也剛好完成了小教堂的布置,並於1952年1月6日舉行了她們的第一台彌撒;如此,彌撒得以繼續在善牧新的會院內舉行。(編者註: 自此進入香港繼續善牧會使徒服務,之後於1978年從香港進入台灣服務,善牧修女會在台灣開辦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幫助了台灣無數的同胞。)

會祖的聖言

天主無限地愛了我們,我們能不回報嗎?是的,在感恩中我們帶領眾人親近天主。(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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